躲避者、受害者与抚慰者：历史和当下的英国王室与疫情

4月5日晚，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发表非常规电视演说，对在一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员表示感谢，安抚已经离世的病患的家人以及其他需要宅在家中的民众。

英国女王在此之前只有过四次非常规电视演说，且多数是关于王室事务。在此次疫情之前英国也曾面临大型传染病的侵袭，但从未采取过限制民众出行的手段，女王也未就此发表过非常规演说。由此可见，王室和政府对新冠病毒在英国传播造成巨大影响的重视。几乎在女王发表演说的同时，已经确诊新冠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因高烧不退而入院，并引发英镑兑美元贬值，英国的抗疫形势显得更为严峻。

回顾历史，历代英国君主在瘟疫期间大多携家眷逃离疫区，伊丽莎白二世在这一点上倒与英国的先君们并无二致。作为感染新冠病毒的高危人群，她在3月中旬就离开离开疫情严峻的伦敦，避往发病人数较少的温莎城堡。

诚然，君主移居乡间可以降低被感染的概率，但并非所有的英国君主都能躲避瘟疫的威胁。只不过，关于英国君主死于传染病的记录并不多。这既是因为造成死亡的原因较为多样，传染病只是其中之一，也是因为关于死因的描述无法和现代医学对疾病的描述进行完美对应，使得后世研究者多半要依靠症状来推断。再者，相比战死疆场，寿终病榻的过程缺乏戏剧性，也更少被细致描述。因此，后文提到的说法只是一家之言。

那些曾影响英国王统转移的传染病

长久以来，引发疾病的病毒和细菌，以及携带病原体的动物，并不会避开王侯来选择宿主。宫廷里人来人往，既有游历四方的达官贵人，也有出身贫寒的厨娘和马夫。即便君主和他们的继承人可以前往人口稀疏、疫情轻微的地区避疫，但要完全避免感染依然十分困难。何况君主本人需要因为政务、战事或者休闲而四处奔波，染上疫病在所难免。

纵览英国死于传染病的君主的病因，最多的并非是著名的黑死病，而是痢疾。目前推测无地王约翰、骁勇善战的长腿爱德华（即爱德华一世）和亨利五世的死因中均包括痢疾。三人的共同点之一，是在位期间均经历不少战事。另一位在军事上颇有成就的王储黑太子爱德华（爱德华三世之子）的死因中也包括痢疾。

一度在英国造成大流行的黑死病未夺取英国君主的性命，但他们的家人并未幸免。例如，爱德华三世之女，年仅12岁的乔安在前往西班牙与加斯蒂尔家族的国王佩德罗联姻的路上，在欧陆感染黑死病去世。

而另一种流行病可能对英国历史的影响更为深远。如果不是因为兄长亚瑟英年早逝，未留下子嗣，亨利七世的次子就不会成为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不会娶亚瑟的遗孀凯瑟琳为妻，也就没有后世那场惊天动地的离婚案，更不会有英国与罗马教廷的决裂。2002年考古学家打开了亚瑟的棺木，希望探求他的死因，但并没有获得想要的答案。有学者根据亚瑟临终前的症状，推断亚瑟是感染了当时在英国流行的汗热病或者流感而暴毙。

在英国开始海外拓殖之后来自热带的传染病进入本土。虽然以黄热病和疟疾为代表的“热带病”并不容易在气候相对寒冷的英国传播，但由于参与拓殖的人员有些偶尔出入宫廷，以致病源也同时潜入。有一说认为詹姆斯一世的死因中包括间日疟。而他的孙子查理二世在位期间躲过了黑死病最后一次在英国暴发。时隔20年后，查理二世由于尿毒症导致的不适被医生诊断为疟疾，并建议使用金鸡纳树皮来治疗。最终，医生为他使用了这种不对症的药物，查理二世很快去世。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随后成为英国君主，选择天主教作为自己的信仰，引发议会不满，进而邀请奥兰治的威廉和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前往英国，推翻詹姆斯二世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光荣革命”，以确保英国君主是新教徒，而非天主教徒。

另一种曾经威胁过英国君主性命的传染病是天花。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四年之后感染了天花，引发议会震动，希望女王尽快选择结婚对象或继承人，以免王朝再度陷入贵族争夺王位的内战深渊。幸而伊丽莎白一世逃过此劫，顺利康复。

同样感染过天花的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便没有伊丽莎白一世那么幸运，登基仅仅五年之后，便因感染天花去世，年仅32岁。由于生前没有诞下后嗣，她的丈夫威廉三世去世后，王位传递到了她的妹妹安妮公主那里。

相比之下，天花之类会在皮肤上形成瘢痕的传染病更容易被确认，而以高烧、腹泻等为主要症状的传染病，则很容易和其他疾病混淆。在现代医学占据主导之前，传世史料中关于君主患病的记录都很难作为今人准确判断病因的依据。加之死亡常常不是单一病症造成的，如何认定主要的死因，不同学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诚然，君主和王储感染传染病会导致个人统治中断，或者继承人发生变化。但重大的时代变迁背后，还有许多社会、宗教和政治的因素。传染病导致的君主和继承人的意外死亡的重要性既不应该被高估，也不应该被忽视。

女王的讲话能否治愈人心？

把视线重新拉回当下。同样为了躲避新型冠状病毒，英国王储查尔斯与夫人卡米拉在3月下旬避居苏格兰阿伯丁的巴尔莫勒尔城堡，随后出现了感染病毒的症状，并在当地接受了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消息一出，英国媒体立刻开始推算查尔斯上一次与女王会面的时间，以了解属于新型冠状病毒高危人群的女王受感染的概率。

有人认为，查尔斯属于轻症，并不符合阿伯丁郡检测新冠病毒的标准，属于“插队”行为。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妮古拉·斯特金还以查尔斯作为反面典型，认为他从英格兰避居苏格兰的做法与当地对控制疫情蔓延的建议冲突。根据苏格兰政府的建议，民众应留在家中，不应长途跋涉到乡间居所避疫。这是因为，受感染的人群在流动过程中会扩大病毒传播的范围，造成更多人感染。他们确诊后如果需要治疗，也会对医疗资源相对紧缺的乡村地区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

斯特金对查尔斯的抨击，与英格兰的媒体对女王的关心形成鲜明对比。在录制电视演讲时，为了确保女王不会被传染病毒，只有一名全身穿着防护服的摄影人员与她同在客厅中，其他工作人员待在其他房间。录制一段四分钟的非常规演讲，似乎是所有人对这位年逾九旬的国家元首和英联邦首脑的唯一要求，并且很多人深信，她提一提对各行各业抗疫人员的感谢，安抚一下焦虑的民众就会有效。但他们似乎也忘记了，每年女王的圣诞演说的国内收视率不能算高。她那四分钟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演讲，真的能治愈人心吗？

没有人要求富庶的王室为抗击疫情捐款，没有人要求王室挪腾出空置的宫殿给各行各业的抗疫人员休息，也没有人要求王室成员以志愿者的身份为其他人服务。如威廉王子所言，如今的王室就是生活在金鱼缸里。他们永远不缺关注，他们只需要在合适的时候，以合适的方式表达关心，这似乎就是国民缴税供养他们的全部意义。

（朱联璧，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